列斐伏尔与香港空间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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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环,只有十秒横过马路的绿灯时间,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装笔挺呼喘过路的行人——控诉中环节奏已经是十分老套的事,然而如今,这种逼迫感正像癌细胞般大肆蔓延,在沙田、大埔、上水、屯门、元朗发病。以大卫.哈维(DavidHarvey)在《后现代的状况》(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,1989)中提出的重要概念「时空压缩」(compressionof time and space)观之,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。我们的香港强调快,彼端的石澳高尔夫球场却强调慢,士绅父老在佣人簇拥中缓步游走于数十万呎青葱绿地之中、徜徉于蓝天碧海之间——在港境之南丝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间问题,但从元朗到石澳,是遥不可及的距离。塑造我们困境的,是时间、空间、社会权力之间相互支配的关係。


法国左翼思想家列斐伏尔(HenriLefebvre)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着名的空间理论,他提出没有空间解放,便没有革命成功。空间不足是表象,本质是支配空间的单向度权力需要解放。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至今,已经由「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」,空间本身已经被商品化,导致交换价值超过使用价值,造成空间功能与人的生活、生产活动距离渐远,乃至逐渐异化,「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,那幺『改变生活方式』、『改变社会』等都是空话」。(注1)


无死角的空间支配


这种空间异化源于资本主义「中心性」的建立,并造成由中心至边缘支配权力的层级化,以致在边缘底层的空间使用者,并不是空间权力的支配者。当社会以「幸福」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,并将安全视为「幸福」的首要条件(注2),「控制论社会」(cyberneticsociety)便逐渐形成。列斐伏尔写道:「控制论似乎是科学主义最现代的形式……它们是校準者,禁止这个、规定那个,它们在一种逻辑的方式中进行组织、每一种信号系统(如交通信号灯)都决定着一种处理机械,只有命令才能有运动。」(注3)社会舆论在致力渲染和消灭不安全因素的风险之时,无形中亦在建构和巩固「中心性」的权力架构。


在今日香港,「控制论社会」的情形俯拾皆是:只要政府以「危及公众安全」为由,即使在芸芸亿万棵树中,只有其中一棵因为风雨而倒塌误中行人,「宁枉毋纵」式的斩树也是理所当然;即使芸芸千万间工厦中,只有其中一间发生火灾,所有工厦的多元用途(如开音乐会)也只能受到扼杀。当政府将对风险的认知能力从个人手中抢夺过来,个人便可以不带脑袋「存在」于不同空间之中,以致在香港权力核心的中环海滨举办成人展,即使只限定成人入场,展品却要荒谬地遮蔽性徵,还要受尽道德舆论攻讦。形形色色的规限、牌照、契约,无一不在支配每一寸空间的使用。


单一化的空间若同死城


商业运作要达致盈利最大化,便需把流程标準化,以及做到机械性的重複。都市空间若以提升交换价值为目的,功能便会变得单一化、同质化,而这结果将同时与控制论社会追求安全的目标结成共谋。过往,公立学校的校舍在日间是上、下午校,晚上是供在职人士进修的夜校,假日可供借出作非牟利制服团体活动,以及举办会议、考试、比赛等活动;然而到了现在,公立学校体系在教育产业化之下分割出直资、私校、IB学校、副学士书院、自资进修书院等各自为政的院校,伴随而来的是空间使用的封闭化。多功能式的社区会堂、大会堂逐渐衰落,取而代之的是歌剧院,未来则是戏曲中心,功能愈来愈趋向单一和僵化。在私营领域,前舖后居是违反公契的。住是住,商是商;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。空间还被牌照制度规管着,经营食、住、行、乐都需要为特定的空间领有特定牌照,于是空间中的活动被牌照定义了,空间丧失了想像力和开放性。


空间功能单一化,更加方便控制论社会对空间自上而下的管理,财阀则配合将空间同质化。资本永远是理性、精于计算的,经过资本运作的空间已经产生出一套交换价值最大化的标準。从一个住宅屋苑尚未建成之际,发展商便运用各种既定的符号指涉,不论是半山、深水埗、元朗、上水,皆统一命名为「御」、「玺」、「一号」。然后是间隔,在有限的空间下,房间越多越好,结果房间的标準面积都是两米乘两米。空间内的墙越多,间隔也就越为千篇一律:眼镜房、钻石厅、龙虾则……结果室内的布置屈从了空间,人的生活也屈从了空间。间隔、劏房是最流行的发展模式:住宅只有百多呎,旧商场、工厦被劏开数百格转售。列斐伏尔指出,当社会「社会化」、生命「原子化」,「当交流与关係的网络越来越厚积、有效、与此同时个体的意识就变得更加孤绝和对『他人』无视,这就是矛盾运作的层面。」(注4)一旦商场变成劏场,商场便由此变得冷冷清清;一旦都市变成劏场,人被置于格子之中,都市便变得孤独、割裂,从而丧失生命力。


权力结构与深层矛盾


空间既受权力支配,亦受时间支配。「时间被化约成为空间的限制」(注5),当生活以面向中环为目标,空间亦会被中环时间同质化:西铁通车后,从元朗出中环的时间无异于从九龙出中环,于是九龙的人口逐渐迁往元朗,导致元朗的楼价变得跟九龙相若,而元朗与九龙之间的社区差异亦逐渐消弭。以中环为中心计算交通时间,都市像洋葱一样一环一环地包围核心,只有阶级贵贱的落差,没有社区文化的落差,于是深水埗、土瓜湾的旧区重建走向「士绅化」,旧社区的人情关怀遭受抹平。在柏格森(HenriBergson)的时间绵延理论(durée)中,时间分为可切割、可量化的数学时间,对立于绵延不断的意识时间;资本主义世界的时间是数学时间,谁将商品週转的时间压缩至最短,才能在竞争中生存。资本主义空间亦可作如是观,当空间被同质、量化,社会便不再有象徵、轮廓、人文绵延。


因此,空间不足是假象,空间矛盾实质源自支配空间的权力结构,需要将「先前由『自上而下』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,重新建构为『自下而上』的空间」;「将取用置于支配之上,将需要置于命令之上,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」,再建立「普遍性的自我管理」。(注6)虽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当今客观条件下看似空想,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去中心化本质已经接近这种「自下而上」的革命运动。通过边缘空间的自我管理,社会空间重塑思潮的孕育,将有望达致对「本真生活」、「缺席的生活」的还原。当大众深信牛顿绝对时空的世界之时,爱恩斯坦却看到了当物体具有相当的质量,便可以使时空弯曲,最终爱恩斯坦理论取代了牛顿理论,成为物理学的新典範。在今日都市的绝对时空之下,同样酝酿着时空思想的新维度,最终需靠空间革命打破困局。


(本文原题为《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及其在当下香港的批判与实践》)


注脚:

[1] 亨利.列斐伏尔着,王志弘译:〈空间: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〉,载包亚明编:《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》(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2年),页47。

[2] 亨利.列斐伏尔着,李钧译:〈甚幺是现代性?──致柯斯塔斯.阿克舍洛斯〉,载包亚明编:《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》,页24。

[3] 同上注,页38。

[4] 同上注,页23。

[5] 亨利.列斐伏尔着,王志弘译:〈空间: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〉,载包亚明编:《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》,页49。

[6] 同上注,页56、57。